來源標題：5年后又見“溜索村”離開大山的女孩們怎么樣了?

2020年，“溜索村”全部搬遷完成后，威寧縣政府保留了索道，豎立起紀念牌。這是2024年8月14日，新京報記者重返“溜索村”拍攝的鏡頭。

2019年4月18日，卯會朵背著書包溜索過江。

2024年8月13日，卯會朵在威寧縣婦幼保健院做實習護士。

2019年3月24日，卯米會溜索過江上學。

2024年8月14日，卯米會在曾經溜索上學的索道旁留影。

2019年2月25日，劉桂仙從對岸趕集回來，溜索過江回到大石頭組。

2024年8月13日，劉桂仙在畢節第三實驗高級中學上課。

牛欄江的南岸是貴州省威寧縣花果村大石頭組，北岸是云南省會澤縣耳子山村槽槽組，連通兩岸的溜索已存在200多年。溜索距離谷底大約15米，正值枯水期，江上裸露著巨石。

2019年以前，大石頭組的村民要想通往外界，必須溜索到對岸。2019年的春天，新京報首席記者陳杰從扶貧干部口中得知花果村大石頭組非常貧困后，立刻前往采訪報道。

“溜索”對于村里人來說不算難，難的是孩子上學。村里的12個小學生要凌晨4點多打著手電，走四個多小時才到達學校。7個中學生的上學路是只有羚羊才會出沒的山路，單程22公里，累計爬升1100米。

報道后不久，由騰訊新聞、新京報聯合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為孩子們發起的助學公益項目“助力孩子最難上學路”就籌款到位。這筆錢用于一對一資助解決19個貧困孩子的生活費、學雜費等，直至他們高中畢業。

如今，5年過去了，陳杰再次回訪當地。曾經采訪過的女孩們，有人在醫院實習，有人在備戰高考，還有人拿了很多獎狀。改變的不僅僅是女孩們的命運軌跡，還有思想意識、生活習慣等。“這些女孩如果當初沒有走出大山，現在可能都沒在讀書了”。

女孩“長大了”

在威寧縣婦幼保健院見到卯會朵的時候，陳杰一眼就認出了她。雖然她戴著口罩，已經是20歲的大姑娘了。

2019年陳杰第一次見到卯會朵的時候，她15歲，讀小學六年級，因為9歲才辦了戶口。陳杰拍了一張她溜索過江的照片，照片里她背著粉色書包，腳蹬一雙繡花鞋，兩只手環抱住兜套，眼神中有一些茫然，沒有看鏡頭。

在來到威寧縣以前，她住在花果村大石頭組，距離最近的小學也要凌晨四點起來，步行4個多小時才到。路上會經過泥石流斜坡、巨石間的窄縫、草叢、崖壁，遇到下雨和下雪，路滑加上可能會有石頭從山上砸下來，她就無法去學校了。

卯會朵的家離溜索不遠，她記得第一次獨自溜索的時候，溜到一半不再滑行了，人停在半空中，她需要放開抱緊繩索的手，一點點拉鋼索挪到對面。

溜了五六年，他們全家易地搬遷到了縣城。那是2019年，卯會朵上學的路程縮短到步行20分鐘左右，從小區到學校還有公交車。

在威寧第七小學，班上基本都是易地搬遷來的孩子，但是有不少同學先前的上學之路沒有她那么艱難。她感覺到明顯的差距，大部分同學的成績都比她好。臨近中考，她征求了老師的意見，報考了威寧中等職業學校學習護理專業。如今在威寧縣婦幼保健院，卯會朵已經實習三個月了。

這次見到卯會朵之前，她的溝通能力是陳杰最關心的問題。5年前，他跑了很多次卯會朵的家。她是家里三個孩子中最大的，但不怎么說話。

如今，卯會朵依然是個笑容靦腆的姑娘，說話很輕柔。但也有些許不同，陳杰發現，這個姑娘在聊起內心的想法時，談吐變得自然大方了。陳杰對旁人說，“確實長大了”。

告別了醫院后，陳杰探訪了貴州畢節第三實驗高級中學，他曾經采訪的另一個女孩正在這所學校里念高三。劉桂仙是卯會朵的小學同學，今年18歲。和卯會朵一樣，劉桂仙也是家里最大的孩子，她還有兩個妹妹，現在一個在重慶一所中專念財經專業二年級，另一個念初二，和父母在昆明。

她和卯會朵有著相似的童年。在大石頭組的時候，從家里到學校，爬山累了，上課時會打瞌睡。到家后，劉桂仙還需要幫大人做飯、洗衣服、喂牲畜，忙活到晚上8點，到9點睡覺前，留給她復習功課、寫作業的時間只有一個小時了。因為路遠和糟糕的學習環境，班里很多同學都輟學了。

兩年前，她以高出分數線100多分的成績考上了畢節第三實驗高級中學。如果沒有搬遷出來，她猜測自己這時也許不是在念書，而是出去打工了。現在，離高考還剩下不到300天，劉桂仙希望能沖一沖二本院校。

重回“溜索村”

在陳杰的邀請下，卯會朵的妹妹、14歲的卯米會和17歲的哥哥卯申文，一起重回“溜索村”。

現在的貴州威寧縣花果村大石頭組已經無人居住。兩個孩子覺得，路沒有以前好走了，小草肆意地生長，掩蓋了村里的野徑，一棵樹斷了，攔在路中央，田里的苞谷還沒有長熟就已經干了。人走了以后，這里重新交給了自然。

在2019年以前，溜索仍是跨越牛欄江的唯一交通工具。這里的溜索歷史有200多年，曾經用竹子做的篾索容易斷，偶爾會出現死亡事故。20世紀90年代起才換成堅固的鋼索，滑輪由木質的換成鋼制的，但仍有驚險的事情發生。

一次，一位村干部不小心摔到對面石頭上，腰骨折了。還有一次，劉桂仙的爺爺手指放進了滑輪里，還沒來得及抽出來就離岸了，等到對岸時，手指沒了半截。同去的村干部說，豐水期時激流濺起的浪花能打到溜索人的腳上，讓人發怵。

然而，現在溜索不是唯一的過江方式了。據報道，2020年初，一座投資數十萬元的鋼結構吊橋開始建造，這是大石頭組的第一座橋。

故土重游，卯米會和卯申文還是選擇了溜索。他們的家就位于距牛欄江約十分鐘步程的山坡上，推開門是一個小院子，里頭有伙房、牛棚、柴火間、客廳、房間和閣樓等。房頂上是孩子們玩耍的天臺，墻上記錄著卯米會剛剛認字時歪歪扭扭的筆跡。

哥哥卯申文爬上了更高的臺階，那頂上是一棵核桃樹，也是孩子們曾經一起玩耍的地方。眼下果實發青，得再過一陣子才成熟。知道孩子們回老家，父母特意叮囑他，看看核桃有沒有被耗子啃掉。

陳杰第一次聽說“溜索村”，是從一個企業的扶貧干部那里。多位干部表示，貴州省最貧困的地方是威寧，威寧最貧困的地方是海拉鎮。花果村是海拉鎮最貧困的村，其中大石頭組所在的“溜索村”，是最艱苦也是最難脫貧的地方。

在2019年拍攝的一段視頻里，一位村民背著一筐從別處挖來的土倒在自家院里種土豆。還有一位村民為了喂豬搭配飼料，需要用毛驢運輸豬草，一次往返要半天時間。

2019年2月25日，是孩子們開學第一天。凌晨3點，陳杰和兩位當地干部起床出發和小學生們會合。大石頭組分上寨和下寨，6個孩子在上寨，6個在下寨。5點10分左右，兩個寨子的12個學生在大巖山荒田溝谷底集合。他們中最大的是15歲，讀六年級，最小的才9歲，讀二年級。

陳杰還記得，那天的氣溫大約在5攝氏度，風力3級，孩子們一起打著手電朝山里走去，他們只穿著毛衣加薄外套，凍得直哆嗦。這樣走了4個多小時，8點25分他們抵達終點花果小學。

后來，中學生的上學路，陳杰和同事也走了一遍。這條路更為驚險，從家到學校單程要22公里，累計爬升1100米。中途還要經過一段約7公里、近乎垂直的梯子溝。兩邊峭壁聳峙，大塊巖石裸露在外。因為附近常有羚羊出沒，被稱之為“羚羊道”。

在此之前，這條艱難的上學路已經存在20年。

好久沒回家了，卯申文覺得偶爾遠離喧囂，回來呼吸山野的新鮮空氣也挺好的，“釋放釋放壓力”，他說。在卯米會眼里，一些童年回憶永遠留在了這里。休息時，她拍了一個視頻傳給姐姐，里頭有對岸的山巒、腳下的牛欄江和裸露的大石頭。

想起這些已成記憶中的場景，孩子們不免有些傷感，但一提起上學，他們那時也很茫然。看著身邊陸續有同學輟學，女孩們都不知道能堅持到哪一天，也許念完初中就打工去了，卯會朵和劉桂仙都這么想過。

那時的她們做夢也沒有想到，變化會來得那么快。

一次命運的轉折

陳杰的到來，讓這一切有了意外的轉折。

在跟隨孩子們到達山頂的花果小學后，陳杰發現這里的教育資源也很匱乏。當時學校有一至六年級6個班，但只有5個教室，一年級23個學生擠在大約18平方米的一個小辦公室里上課。教學設施陳舊，老瓦房天花板上的墻皮脫落得厲害，隨時有可能掉，發現有快要掉下來的，就要提前敲掉。

據資料顯示，花果小學建于2006年，三面陡坡環繞，海拔大約在2300米。截至2019年2月25日，花果小學有174名小學生，均居住在周邊海拔相對低的山谷或山坡，有超過一半的學生家距離學校3公里以上。

要讓孩子們的上學路不再艱難，最好的辦法是易地搬遷。時任花果村村委會副主任的劉述參，自稱是村里第一個走出來的學生，和孩子們有相似的童年經歷，他特別希望他們也能走出大山。2017年到2019年，他幾乎全泡在村里，勸說鄉親搬遷。

勸說工作困難重重。隨著2015年提出的脫貧攻堅戰的推進，2017年，大石頭組被納入整體搬遷點。到2019年，全村一半以上已經實施搬遷，還剩下29戶，一部分在等待搖號選房，另有10戶因各種原因不愿意搬遷，這10個家庭中，有19個學生。

2019年陳杰探訪劉桂仙家時，劉述參正在致電三姐妹的父親，說服他們搬遷到縣城，讓孩子在更好的環境里讀書，但她們的父親不肯。

眼看勸說無果，陳杰拿起電話詢問不搬遷的原因，得到的答案是，就算免費住上了大房子，可是孩子們到了城里，生活開銷怎么辦?聽了這話，陳杰表示理解。在農村，孩子們吃自家家畜家禽的肉和蔬菜就能養活，但是到了城里，一份面條就需要十元左右。劉桂仙的父母在昆明打工，一年一萬元左右的收入，需要承擔家里七個人的開銷，家里的老人還有糖尿病，每天都要打胰島素。

陳杰又給其他幾個家長打電話，得到的答案都是，只要有補助，可以搬。

陳杰想到了騰訊公益，很快就談成了一個專門為這19個孩子設立的公益項目“助力孩子最難上學路”，并聯合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發起線上捐款。為了給孩子們更公平的成長機會，他們每人每年可以得到捐助5000元。這筆錢用于一對一資助解決19個貧困孩子的生活費、學雜費等，直至他們高中畢業。

在“溜索村”系列報道發表后不久，這筆錢就湊齊了。騰訊公益平臺的項目頁面顯示，共有35768名愛心網友參與捐款。正是那年“99公益日”活動的助推，更多有愛的網友第一次知道了“溜索村”的故事，知道了還有一群這樣上學的孩子們。

最后的顧慮被打消了，搬遷也很快啟動。干部們帶村民參觀了新家，還有一些易地搬遷來的配套產業，為他們將來就業提供保障。比如在社區里的扶貧車間，會有一些工廠運來原材料，在那里他們可以參加組裝的工作，賺取收入。

上醫院也變得方便。從前在村里，人們去醫院需要溜索，步行兩三個小時才能看上病，如今醫院就在附近，走幾步路就到了。如果遇到緊急情況，社區醫生也可以上門看病。

最重要的是孩子們的學習問題也有了解決方案。據當地干部介紹，報道后第三天，貴州省會同省、市、縣有關部門人員到現場調研普查海拉鎮寄宿情況，對三所小學進行宿舍樓建設和擴建，解決了近千名小學生的寄宿問題。搬遷落實后，孩子們又搬到了威寧縣城的第七小學，搬遷耽誤了課程的孩子們，也安排了專門的補課。

時任海拉鎮分管教育的副鎮長孔德亞事后對陳杰說，那篇報道和緊接著的公益項目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此之前政府做的大量工作已經到了一個難以突破的臨界點，就像戰爭打到一定程度的時候，突然找到的突破口，與之前的努力形成了合力，共同促成了政策的實施。

陳杰記得孩子們都搬到縣城上學后最觸動他的一幕：卯會朵家中的老祖母、當時91歲的何蓮美抹著眼淚說，“孩子上學不用受苦了”。2020年8月13日，何蓮美趴在兒子背上，過了剛建成的新橋。至此，大石頭組的最后一家人搬遷完畢。

走出大山的意義

縣城里的新家有120平方米，四個房間，兩個衛生間，廚房和寬敞明亮的客廳。剛搬進來的時候，卯米會還是扎著倆小辮的9歲小女孩，她睜著充滿好奇的眼睛，到處跑跑看看。

隔天，就是卯家三姐弟在縣城上學的第一天。早上七點多，他們去往離家大約3公里的威寧第七小學。這所學校有1216人，幾乎全是威寧縣各個鄉鎮易地搬遷家庭的子女。到達學校后，三姐弟領取了飯盒、新書包、新校服。

在威寧第七小學上學的第一天，卯會朵就感受到了變化。在這里，老師會講課本里沒有的知識，后來她才知道，這里的老師都是通過各鄉鎮考試遴選而來的。

如果用另一個角度定義改變，助學項目帶來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

雖然最后沒能念上高中，卯會朵仍覺得走出大山后，她的思想觀念變化了不少。比如念護理專業后，身邊很多女同學都輟學了，剛開學時班上有60多人，后來只剩下20多人。她能理解那些中途放棄的同學，“許多人感覺念中職沒前途，混日子，還不如出去打工”。但她覺得自己不一樣，心里總有個念頭，要對得起幫助過她的那些人。

孕產保健部的主管護師賀濤理解卯會朵的想法。她當了17年的護士，也是從大山里走出來的。她來自威寧縣龍街鎮扎塘村，那也是一個邊遠山區，上學路上需要花費六七個小時，實在走不動時，就搭乘一下恰好路過的拉煤車。

雖然只讀了中專，但賀濤已經是整個寨子學歷最高的女孩。賀濤告訴陳杰，在威寧縣婦幼保健院上班的護士，起碼要大專畢業。為此，她常常鼓勵卯會朵繼續念下去，先考大專，再專升本。

現在，卯會朵會在午飯后和晚飯后花大量的時間學習理論知識，為明年三四月的考試做準備。陳杰覺得，“這說明她有了自我成長的意識，對自己的要求更高了，正是這幾年周圍環境的變化，才讓她看到了成長的機會”。

“看你爸爸媽媽一天天在地里刨泥巴，你們也想這樣嗎?”卯會朵把當年小學老師在課上講的話，又傳給了妹妹。相比較下來，妹妹的變化更大，也許是因為比姐姐更早接觸到更高質量的教學。

家里門上貼著的10張獎狀里，其中9張都是屬于卯米會的。有“學習之星”“進步獎”，還有實驗技能大賽的小學科學一等獎。第一張獎狀是小學四年級拿到的語文測試第四名，那一年她剛搬到威寧縣第七小學念書。

除了學習成績，還有其他一些微妙的變化，比如卯米會的房間收拾得很干凈。在陳杰的記憶里，卯米會過去是不大講究的，頭發纏在一起，指甲上都是泥，衣服上也滿是油漬，很長時間都沒有洗過。

卯米會也在逐漸形成自主意識。在談話間，卯米會多次提到“重男輕女”的字眼，她認為，即便如此，女孩子讀書的成功率還是大一些，“因為女孩更珍惜讀書的機會”。

“如果沒有走出大山，她們可能也沒有這樣的意識，也許會認為女孩就應該早點嫁人。”陳杰感慨地說。

劉桂仙為了自己的小目標也在努力。搬到縣城后，她的學習時間多了一半，但她還是覺得時間不夠。每天除了吃飯睡覺，基本都在學習。遇到不會的題，她會打開手機軟件求助。她希望可以考上一所211大學，念漢語言文學專業，以后有機會可以去重慶、西藏，還有江南一帶看看。在搬出來之前，她沒想過，也不敢想這些事。

劉桂仙的班主任李賢介紹，她的成績離這個目標不算遙遠。他觀察到這幾年發生在這個學生身上的變化，她更樂觀，也更努力了。他猜測，也許是對新環境的逐漸適應、同學之間的相互鼓勵、老師的認真負責，都讓她有了追求夢想的自驅力。

李賢2015年開始在學校任職，完整地帶過兩屆學生，他能明顯地感覺到，這9年來，發生在學生們身上的變化。他估算，第一屆的大學升學率在40%左右，第二屆就升到了60%，他希望劉桂仙所在的這一屆能再突破這個紀錄。

“不讓一個學生因家庭經濟困難而失學”，曾經是一個承諾。然而這些年來，在政府、媒體、社會企業、愛心人士等的共同努力下，它已經逐步成為現實。據教育部披露的數據顯示，我國年資助學生人次從2012年的近1.2億人次，增加到2022年的1.6億人次，學生資助政策體系已經實現對所有學段、公辦民辦學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全覆蓋。

未來也許會變得更好。就像“溜索村”的孩子們，跨過江，才看到更大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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